1969年3月16日对我而言是个重要日子，那天我出发到江西广昌插队落户。父亲送我出门，来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对我说：我来上海的时候，你爷爷什么也没有给我。现在我给了你一双手，你去吧，当心身体。说完他上班去了。今天听起来，这话有点像电视剧里的对白，但它却是真实的。
　　行李极其简单，没有箱子，只一个大布包，外面用草帘子包扎起来，比较特别的是里面有一个小马灯。
我来到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插队落户。这里位于大山的北麓，因面对满山的毛竹而得名竹仔排（如今已退耕还林而不复存在）。
　　我们学会了在土灶上做饭炒菜（到后期，我砌起了马蹄形回风道，三根小柴可以烧一个人三餐的饭）；学会了砍倒杂树劈成片柴，或是砍倒灌木丛摊在山上，待太阳将它们晒干再挑回来烧。山村没有电，没有电灯也没有碾米机。口粮是稻谷，要用水碓打成米和糠皮，用风车吹去糠皮，然后放入不同孔径的竹筛，用一种很特别的转动方法聚拢残余的稻谷，用手抓去，得到干净的大米。不说下田耕耘，光这套程序就让人体会盘中餐来之不易。我们学会了种蔬菜，浇水施肥捉虫，种出的绿叶菜和瓜果水灵可爱。
　　我们学会了犁田耙田，学会了依据梯田的曲直把稻秧插得十分齐整。在电影和电视里，一层层梯田水平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松树林，一条条田埂就是一条条等高线，盘涡缠绕，像刻在山上的美丽花纹，又像是无尽的五线谱，记录着大自然的美妙乐章。然而美则美矣，耕作却十分困难。人和牛可以上下，手扶拖拉机可就没这么方便，有时不得不拆开来用人力来扛。常常上工时是下山，收工时累了饿了却偏偏要上山才能回家，有时还要把收获的果实挑回家，真是一步一挨地支撑到家。
　　早春插秧，山里的泉水还很冷，上身穿着棉袄，下身却必须裤腿卷上膝盖，走进冰冷的水田。一天干下来，从里冷到外，吃罢晚饭赶紧钻进被窝，半天也暖不起来。
　　这里的山林，没有考虑，比较多的是蛇，干活、走路、种菜都要特别当心。一旦遇上，不论是否毒蛇，一概打死，剥皮煮着吃。
　　最讨厌的是蚂蝗，有些田块，似乎特别多。人一下田，它们就从四面八方游过来。这是一种很像蜗牛的蠕虫，但头上无角，背上也没有蜗壳。它利用吸盘附着到腿上，细小的口器切开皮肤，在伤口上分泌抗凝素，然后不停地吸血；很快因吸饱了血而呈紫红色，体积也变得有小手指那么粗；然后悄悄地溜走。而伤口不会马上止血，全无一点痛感。待到发现时，常常半边成了血脚，又是泥又是血。后来想出用细竹管装盐水栓在腰上，逮着了蚂蝗就放进去--还是觉得不解恨。
　　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盛产白莲。每年夏天，山沟里的莲田开满了莲花，和风吹来，确实楚楚动人，这里的莲子个大色白，驰名中外。
　　第一年我就挣了1900多个工分，全公社知青中我最高。可是每十分才0.57元。年终扣除支出和口粮，进帐98元。实得现金18元。队里超支户太多，钱让他们用掉了。为了给弟妹做榜样，我加上点安置费，寄了25元回上海，寄了二个春节。
　　我曾作为生产队的派工到大队林场干活：上山砍伐竹木，把他们扛下山或扛到某个悬崖，将它们推下山，滚下溪流，以便运输。圆木又大又沉，很不好扛。但山里人有办法，先打入一个竹楔，露出部分就作为手柄，再准备一个壮实的大树叉或是像梁山好汉解珍解宝用的那种铁叉，搁在另一个未扛圆木的肩上，一手压住，一端插到背后圆木下方，帮助将重量分摊到二个肩头上，很是巧妙。休息时圆木后端搁在山坡上，前端用叉支撑，人可以方便地退出来，也便于起肩。
　　借助山溪水运时，圆木是散运的，毛竹则要在细的一端打孔扎成竹排（用老藤固定），三五个竹排栓成一串，头排上站人，手持竹篙掌控方向。山溪的水不深，但并无好好的水路，因为到处是岩石。放排如同在杂乱无章停满汽车的马路上驾驶南京路步行街的观光电瓶车；一不小心，或是撞上岩石，竹排散开，竹子搁浅的，卡住的、溜走的都有，一切要从头再来；或是自己站立不稳，掉进水里，湿点衣服不要紧，就怕身上这里戳个洞，那里划个口，水一浸，疼得钻心。
　　我亦曾奉命管理大队的代销店，卖些煤油、食盐、海带、糖果、肥皂、文具等等。因为知青没有家小，因而不会短斤缺两。所谓管理，那就是到供销社批货，把货挑回来，卖货，算帐，直到把利润上交都是你。大队等着用这钱买灯油、买报告纸。本金是极其有限的，卖完货按营业额提成。一个月可以交30余元，记200工分。周转越多，营业额就越大，但这些货物决定了不可能挣多少钱。
　　山里的老乡穷，杀一口猪卖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买够吃一至一年半的盐，要支持到下一头猪出栏。然后才是扯布做衣裳。我几乎每天上午到公社供销社批货。15里山路，三个大坡，往返就是三十里，后十五里有最起码100斤压在肩上。到后来，我可以挑130斤走15里不歇肩。身穿小兵张嘎式的凉褂，倒也挺乐观。
　　农忙时节，我还做到送货下生产队，全部12个生产队我都送过。最远的那个生产队在一座山上，离大队部还有16里，光上那个山梁就有8里路。老乡对我十分热情，让我至今难忘，因为从来还没有人送货到那座山上去。
　　干了一年店老板，我主动请辞。因为我是一个人，提货去了就没人守店。回来时正是筋疲力尽时，未来得及吃午饭，老乡却希望你赶快卖货给他，他要回去赶下午的工。晚上，他们到店里聊天聊个没完，他们要省家里的灯油钱。这样我就没法休息，体力透支太厉害，必不能持久，还是主动请辞，让有家的人来干。
　　这样我就来到大队碗厂劳动。做碗是个技术活，做碗师傅则本来就是生产队的农民。一团泥巴，放在转轮上，经他们的手提起来，做成碗的形状，粘到长条板上晾干，再用刀切削出碗底碗脚。他们熟能生巧，碗的大小几乎一样。然后涂上釉水（一种用草木灰水调配的泥浆水，配方保密），划上蓝线（钴化合物），装进窑里烧一天一夜，粗陶碗就烧成了。
　　他们并不想教我做碗，我亦根本未曾想学，我看中的是碗送到供销社就可以领回钱，从不拖欠工资。于是我的活就是洗泥劈柴。有空我就画画。
　　所谓洗泥，先要到很远的山里去挑来专门适于做碗的白土，倒入第一个水池浸泡过夜；捣烂、搅匀，将泥浆水大部舀入第二个水池；次日再搅匀第二个池，再将泥浆水大部舀入沉淀池，沉淀过夜。然后，放去沉淀池上层的清水，让太阳晒干，就得到近乎白色的纯净土块。原来，搅匀的时候，泥土中的沙子、石块先沉底，舀的是上层泥浆水，经两次搅和舀，泥沙已沉降得差不多了，巧妙地利用物理方法分离出比较纯净的窑土来。接着就是和泥，将白色窑土加上割碗底割下的土，加上适量的水，大约直径60公分，高70公分这样一个体积，用一把铁锹进行和泥。我很快学会了怎样借用腿部和身体的重量来和泥，干得很好。
　　山里没有煤源，烧窑全部用木柴，我便跟着他们一起砍树。砍树也有许多学问，我很快学会了用斧，怎样通过不同的切入点来调控那么庞然大物，三个人才能合围的松树，倒向我们希望的方向--既便于裁锯，又便于搬运，还要避免危险。大树的外层纤维特别坚韧，像轮胎的子午线那样层层交叉。大树的里层则不然。松树含有松脂，特别好烧，但不能用于造房或做家俱，因为很容易生虫。很快我也成了劈柴能手，亲手劈了十来棵大树。当时一点没想到破坏环境是在犯罪。现在回想起来，深有负罪感。
　　二年以后，碗厂要被划归公社（公社也要创收，筹集经费），大队书记似乎不舍得我离开大队，他派人来说服我回大队当赤脚医生。我的母亲是因癌症去世的，年仅四十三岁。我因此想学医。上山下乡使学医的愿望变得有点渺茫。但我一直在自学《农村医生手册》，我坚信知识不怕多，腰缠万贯不如薄技在身，社会越是发展，只会越需要知识。因此老书记的想法正中下怀。
　　我就从《农村医生手册》入手，另掏钱买了一些诊断方面的书。由于我一直关心医学，学习也刻苦，很快我就能独立地处理常见病，声誉超过了当地的乡村医生。
　　当时县医院和公社医院都很关心赤脚医生的培训。公社医院每月组织学习一次，县医院则组织集中培训（三个月）。我有幸参加了首期培训班。我对老书记说，只要能让我学，我宁可不要工分。于是我在县医院学习内科、外科、妇产科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学习班结束后，我又主动留下来，在内科、外科实习了一段时间，跟着查房、写病史、抄处方、开化验单。还专门学习手术。在麻醉配合下，学做了普外的一些基本手术，比如阑尾切除、疝修补、输卵管结扎、膀胱取石，以及大量的清创缝合。这年春节回沪探亲，我又请大队书记开介绍信。还是那句话：我只要介绍信，不要大队的工分。于是在亲戚和上山下乡慰问团的帮助下，我到静中心小儿科见习，到第二结核病院观摩肺叶切除手术。那段时光，是我十年下乡中最精神振奋的时光，还有什么能比有机会学习更能使我心醉呢？
　　返回江西以后，我就开始为老乡做一些小手术。比如切除浅表肿瘤等等。一位其他大队的老乡一定要我替他切除头上的瘤子。我看过以后发现瘤体是在头骨外，境界清楚，应是良性瘤体。结果切下来是个皮脂囊肿，有7两重。病人解除了几十年的累赘，又少误工，少花钱，心中大喜。缝制了一面土锦旗以志感谢（至今还保存着）。
　　我不知道我的将来会是怎样，但是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动荡战乱，人总是难免会生病，总是需要有人去医治的，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总是没有错的。既然不可能做大事，那就为周围的人做点有益的小事。这是一种"学习、辛苦并快乐着"，也是一种"准备着"。
　　从此，上山夜猎的村民常常会发现山道上有一个亮点在移动，那常常是我提着马灯赶回医疗站。药箱斜挎，手提梭标，那是为了防备野兽。
　　我的医疗站实际是个旧庙，孤零零地位于狭长山沟中一片河坝地的中央。朝北的一面原是敞开的，村民们用来躲雨或栓牛。发展合作医疗时，用木板将其封了起来，并隔成五个小间，用作诊室，宿舍和厨房。
晚上若无出诊，我总是早早地上床，钻进蚊帐。夏天是要躲避蚊子。冬天则是因为太冷，只有一板之隔，寒气从每个角落和缝隙钻进来，不得不早点钻进被窝，裹着被子，借着小马灯的亮光看书。贫乏的物质生活不能阻碍我学习的热情。我看了不少自己节衣缩食买的书，比如《实用内科学》，《内科症状鉴别论断学》，《农村常用手术图谱》等等，学到了不少医学知识。我总在书的扉页上写上二段语录，一段是列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另一段是毛泽东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结合实践，我深有体会，感觉到的东西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
几年时间里，我也读了不少马列的书。那时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我读过的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十多种。时间大约在七三年左右。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共产党宣言》，其次是恩格斯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哲学家黑格尔曾有著名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粗粗一看，似乎不错，也常能听到类似的说法。但实际上前半句是错的。因为它把现存的事物固定下来，绝对化、神圣化、终极化了。
　　后半句才是对的："凡是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是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要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
　　再次是《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且看马克思的原文："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虽然正是这一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这种虚假的外观，就是雇佣劳动和其他历史形态的劳动不同的地方。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象是有偿的劳动。""……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了，整个交易都因有合同存在和周末支领工资而完全被掩饰了。这种无报酬的劳动在一种场合似乎是自愿的而在另一种场合则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末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即使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润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显然，早已不存在什么等价交换的原则，什么是剥削，这就是剥削。正是因为剥削"剩余价值"才使雇佣者积累起财富。这是从过去到现在，那么多人看好的"秘密"或"诀窍"。
　　不再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仅仅是保守的格言），无产阶级不能用游击式的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公有制的国家，劳动者不再是被雇佣者，而是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避免剩余价值落进私人资本的口袋。--剩余价值应当归整个国家所有，由劳动者的代表来支配，通过诸如建设，国防，文化、教育等等返回给劳动者。
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理论基础。急风暴雨式的武装斗争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延伸，实际上也是两种生产关系的斗争。如今在中国政治斗争已分胜负，而生产关系的演变则还需要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只争朝夕"可能欲速则不达，但"一万年"却也太久。
　　将近十年的农村生活，让我有机会接触世代居住在山里的农民，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绝大多数个子不够高，皮肤决不那么白，言语是直率的，手脚是粗糙的，当然未必会有绅士淑女的举止，当年也不会有眼影粉和珠光唇彩，也不知道多明戈和帕瓦洛蒂。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是分散的，是处于生产力低下的经济形态和阶段。
　　记得送公粮时，我看到不止一地的妇女，用某种植物浸的水把头发梳得光光的，插上不知哪一代祖宗传下的古老发簪，眉毛修得细细弯弯，身着斜襟单布衣裤，一手扶住粮担，一手执一花手绢的角，一步一甩往前赶。她们想向他人展示什么？不言而喻。后来我从裁缝那里知道，她们中的一些人裤子的前后片是裁得一样大的，两侧的口袋一半在裤缝之前，一半在裤缝之后，裤子是前后换着穿的，为的是多穿一点时间。这大大超出我的想象，使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山民们并不缺乏智慧--他们巧妙地制作木质水轮，以松木挖槽引来山水，转动水轮，拨动杠杆日夜舂米，或带动榨油房的研轮，或带动碗厂的模具用来制碗……
　　他们也不缺乏勤劳和美丽--有一次我送货去那个最远的生产队，因天晚而宿于农家。第二天一早，当我来到山泉边洗漱，只见房东的女儿已经挑着一担杂树柴从山下下来。山泉就在小路边，当她转过拐角处时，我惊讶地发现房东竟有如此漂亮的女儿，细眉大眼，高挑个子，苗条身材，皮肤白皙，也有深深的酒窝，露水早已打湿她的头发和衣衫，两个手腕各有一个银手镯，阳光略带红色从她左面照射而来，露珠也好，手镯也好，闪闪发亮。我连忙退让。待我回到屋里，只见她围着做饭的母亲忙前忙后，一会儿到灶门口烧火，一会儿收拾桌面，放置碗筷。站在她的背后，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她所散发的青春气息，健康，清纯，美丽，毫不矫揉造作。我认为她的美貌决不在当时的电影演员龚雪之下。然而，造物残酷，她居然是个哑巴，而且无疑她也将默默地终老在这崇山峻岭之中。这使我深为震动。在我成为赤脚医生以后，我曾找了不少书，也请教过一些医生，看能不能做些什么，但是最终还是知难而退。若干年后，待我重回山里，问起她的哥哥（曾一起伐木的朋友），得知她已嫁到更远的山里，使我感叹不已。
对于我们知青，山民们尽其所能给予帮助。在我们不会种菜的时候，他们帮我们整好地，种上菜，又教我们怎样种菜；在我们不会打柴的时候，他们帮我们打柴，并且送来；有的则干脆邀知青在他们家里搭伙……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是寄生虫。千千万万这样的农夫、农妇，构成了我们国家的重要基础，他们同样拥有追求幸福、享受现代文明的愿望和权利，正是有他们参与并作为主力军的那场伟大的革命，改变了中国，推动了社会前进。
　　渐渐的，我觉得能够理解他们--他们的一切表现都与他们的社会存在有关，都与他们的生产水平、经济水平有关。我也学会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作出判断与选择，所谓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发生转变。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好朋友，想着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从写信、寄赠书籍、文具、衣物、食品、赠送小电视机，乃至资助贫困失学儿童。这种友谊已经保持了三十多年，并且还将保持下去。有时甚至想在退休以后，去那里无偿地教两年书，如果健康情况允许。
　　劳动、学习、生活在那里，我可以观察，可以思考，可以感动，可以做些什么。然而我终究不过是一个知青，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豪气万丈，可以居高临下去怜悯别人。恰恰相反，我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不能指望从家里得到任何支援，我必须一切依靠自己，单兵作战，没有退路。我可以勇敢地面对生活，但我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看到一台丰收27型拖拉机售价1万元，而我就是每天挣足10个工分，也不过0.57元，心中不免气馁。一次次努力的失败也会使自己怀疑自己，消蚀信心，看不到未来。
　　我听到过有昔日的同学万念俱灰，丧失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貌似金刚的外壳里面居然也有脆弱的心。站在推下圆木的悬崖边，我清楚地知道跨前一步可以一了百了，弃绝世间的一切烦恼。然而这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
　　是大自然给我以生命的启示。
　　每当挑着重担或背着药箱翻过高高的山梁，我总要停下来眺望飘着白色云朵的蓝天，眺望如同大海波涛汹涌般的群山，眺望远山近岭之上无边的杉树林和松树林。
　　村落显得那么小巧，如同火柴盒掩藏其间；梯田载着绿色层层叠叠，镶嵌其间；炊烟袅袅升起，与云雾交织在一起，让树木和山林变得虚虚实实。对大自然而言，人是很渺小的，分散、孤立，很容易受到风雨的侵袭和野兽的伤害然而人又是聪明顽强的，盖起房屋以栖居，开垦土地以耕耘，坚忍不拔地生活在这大山里。人是需要自强不息的，否则早已被大山吞没；人是需要互相支持的，团结起来才能面对恶劣环境的挑战。
山林是文静而秀美的，阳光明媚的时候，她们是那样生机勃勃，万绿绽发，或花开满树、香飘十里；风雨交加的时候，甚或山火烧过，枯枝败叶，她们仍是那样坚定沉着，坚信一切终将过去，阳光必将重新灿烂；没有人对她们施肥，没有人对她们灌溉，她们顽强地生存、繁衍，直到浓荫蔽天，而不忘将果实奉献给大地母亲。
　　再看苍鹰盘旋在蓝天；芳草遍及天涯海角，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侧听蛙鼓，虫鸣……
　　当生灵万物顽强地生存的时候，堂堂七尺男子汉有什么理由可以不自强不息？怎可以做出那种没出息的事来？当命运注定要你忍耐的时候，你说无法忍耐，那是怯懦。当然光是忍耐是不够的，还需要努力奋斗，抓住擦肩而过的机遇。就是娶个可爱的村姑又怎样？把爱给她，恩格斯娶了个纺织女工，他称那是他的乐园。
　　1978年，一位农民告诉我，村里的老者正月初一早起看天，发现"天门"开了。我不知道"天门"是什么含义，也不甚相信村民们的传言。前一年的十月，刚刚恢复高考，我报考赣南师专，想当个美术老师，原以为应当较有把握。然而恰恰是艺术类不像理工类那样一是一，二是二，正是可以开后门的专业。招生老师录取了他同事的儿子。于是我知道再不能考艺术类院校了，因多年未招生，等着走后门的人早已排成了队。谁来为你这个外乡人仗义执言？
　　我别无选择，在县城买了几本参考书，回来仔仔细细地"啃"。每天除了出诊、睡觉、吃饭就是看书，一面复习旧的，一面自学新的，复数、导数……毕竟只读了一年高中。苦战终于结成正果，我以全县最高分考取了中国药科大学（当时叫南京药学院）。离开的前一晚，原来同在竹仔排插队的一个同学开手扶拖拉机翻车，额头破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我在马灯下为他做了最后的清创缝合（皮肤对得那么好，如今已看不太出来）。
　　我终于要离开这片土地了；眼泪、鲜血和着汗水曾经洒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和失败，忧虑和迷惘，友谊和爱情，欢乐和悲伤，曾经那样刻骨铭心地陪伴我们。
　　我终于要去上正规大学了，我觉得那是我的大学二期，而这插队十年，是我的大学一期。然而还是留有遗憾：我一直悲观地认为自己再无机会进入某些圈子，譬如外语对我不会再有用。谁知我还是进了大学。以后的学习非常紧张，已分不出额外精力给外语。以至于当毕业时，扬振宁、李政道带着境外院校前来招研究生，指定要用英语答卷，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应试。
　　四年以后，我毕业分配，回到了上海。我终于没有扛着白旗，象个打败仗的将军那样回到故里，而是堂堂正正地回来了。
　　十年生聚，我得到了什么？提高了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劳动能力）；磨炼了意志（艰难曲折可以是万丈深渊，也可以是一笔财富）；学到了许多知识（平时为周围的人服务，战时可以报效国家）；了解了社会经济结构（一切是那样的直接，毫不温情脉脉）；当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给山里的老乡送去了什么？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文明与新的生活方式（呵，一座小小的桥梁！）。（作者系医工院医药有限公司员工）

　　今夜星光灿烂>>渺渺
　　我在六朝古都南京度过了人生最珍贵的四年，提起我本科的那个班啊，最妙是那句口号"99418永远星光灿烂"。我们中国药科大学本部在美丽的玄武湖畔，在长江边上的燕子矶有分部。象我们基础部每届大三学生都要从分部搬到本部继续就读，所以每年都会有一场告别分部文艺会演。在我们那一年，格外与往届不同--我们班独立承办了这次晚会。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大学四年最艰难的一次活动，也是最团结的一次活动，从节目的创作，到经费的筹集，每一件事情都凝聚了32位同学的汗水与心血。
　　在经费筹集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班部分同学的不懈努力，不但很多任课老师给予了赞助，连强生泰诺都被我们说动，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加上向院里申请的一些基金，一个盛大的晚会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正值炎热的夏季，又赶在大家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时间和天气对我们编排节目相当不利。但是我们个个怀着一股创作的热情，怀着一份极强的班级荣誉感，二十多个节目在短短一周内就被确定下来。不同的节目由不同的领导人组织着，由或多或少热情的心参与着，在校园不同的角落静静地排练着。别人的辛苦我不敢多说，但是我清楚自己的那份汗水，那份付出。说来好笑，从小到大这是第一次有人相中我，说我有天份让我参加一个文艺节目。以前也不是没有憧憬过在舞台上表演，但不是被嫌弃太矮就是被人说太胖，我知道她们是含蓄的说我不够古典美，既然曾经失望过，我就不再奢望了，不再憧憬了。但是这次我们班文娱老大对我的青睐又重新点燃了我心中那份表演的热情，不过后来我想，相中我的真实原因应该是文娱老大的个子太矮了，要找6个跟她一般高的女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我还是有一些音乐细胞，随着旋律乱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让我记住那冗长的音乐，记住踩着节拍的舞姿实在是好难好难，而且我们老大选择的是颇有难度的印度舞。
　　更气愤的是一次彩排下来，某位热情的观众很严肃的对我说："你怎么在舞台上睡觉啊，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真是冤枉，人在跳舞还能睡觉？要知道我那时已经是高度近视，但老大规定不能戴眼镜，我又对隐形眼镜过敏，摘下眼镜跳舞我能不眯成一条缝吗？！
　　因为经费紧张，没法租表演服，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那个时候我们老大是发动广大群众出点子，结果我们最后的演出服是二尺黄绸缎做裹裙，配白色短袖T恤，胸前斜别一条闪光亮片红布条，腰间再系一条，还别说，愣是搞出一些异域风情的味道了。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们辛勤工作的回报莫过于晚会开演那天体育馆坐着或站着的黑压压的人群，莫过于那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这是一个很眩的舞台，很眩的灯光，很眩的背景，背景上"今夜星光灿烂"格外醒目。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让热情的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颗颗热情的心。（作者系生物部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