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湖州南浔的美丽，在我的眼里是因为它是我“妈妈”的故乡。
　　我叫她“妈妈”，其实她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她在我出生前两年来到我家，她是我家的保姆。从我记事起，父母因为工作忙，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远不如“妈妈”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因为家里有这样一个“妈妈”，我一直未有上托儿所的资格。（请允许我在以后的文章中省略“”，因为在我心里，我一直有两个母亲）。
　　长大后慢慢听大人说，妈妈出生在淀山湖边一个叫震泽的地方，嫁到南浔。结婚后生过3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送了人，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最后生的一个男孩子得“脐带疯”死了。她心灰意冷和那个我们管他叫“伯伯”的人大吵一顿后撇下5岁的女儿离开南浔来上海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了奶妈。小孩断奶后，那户人家辞退了她。那时我二哥正得肺结核，父母工作又忙，没时间照顾他，有人向我奶奶推荐了她，我父母当即便同意了。我家从溧阳路搬到乍浦路，生病的二哥一直由她照顾。她整夜整夜和衣而睡，陪在二哥身边，一直到他痊愈。我大哥得阑尾炎，腹膜穿孔，很危险，父母上班，是她去找来楼里的医生，才得以转危为安。
　　我小学五年级时，妈妈带我和弟弟去南浔。那时去南浔不如现在方便，我们坐晚班船去，我依稀记得船很小，位子有点像现在火车上的那种靠背高高的。我和弟弟很兴奋，而妈妈则是因为带着东家的两个孩子丝毫不敢闭目养神。次日凌晨两点多，待我们俩有些睡意时，船已到达目的地。大概是退潮，船靠不上岸，船员在船的甲板上和岸上架起了一块跳板，跳板斜斜的，我们俩又不会游泳，望着漆黑的江水害怕极了，妈妈和半夜起来接我们的姐姐（她的女儿）一个接一个连抱带拖地把我们俩弄到了岸上。妈妈家是幢两层楼房，底下是个厅堂，后面的一间房归了人家，楼上一前一后两个房间，门前有个不小的院落。在南浔的那些天，妈妈每天给我们买鱼呀虾呀吃。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家乡的虾头剥下来会有两个触角（当初上海没有这么新鲜的虾），她家平时用的是大灶，因为我俩去，她怕耽误了我们吃饭就用起了煤油炉。至今我还记得她用煤油炉为我们炸的馒头土司（镇上没有面包），还用上海带去的肠衣配上那里新鲜的猪肉塞了香肠吹干，准备带回上海，余下的猪肉隔水蒸熟了一股酒香，全让我们给吃完了还嫌不够。我们俩晚上睡在帐子里，白天和妈妈一起到水桥头旁洗东西，没有自来水，刷牙用的是井水，没有专用的台盆，漱完口直接就往后院子里吐，真畅快。
　　我第二次去南浔是二十年后和爱人一起去的。我真想再走一回老路，可惜河道早已不通，车子倒可以直达了。到了南浔，才一下车，我就傻了眼，这哪是哪啊，变化实在太大了。一路走一路问着，心想实在无奈只得找派出所了，这时过来一位年纪稍大的，他一直把我们带到妈妈家。妈妈乍一见我还以为是她在湖州读幼儿师范的外孙女的同学，心里还纳闷：怎么会有男生的？等不及她明白，我已将她紧紧地搂住，一声妈妈两人就哭到一块儿去了。二十年了，听不见她的声音，看不见她的字迹（信都是姐姐写的），她老了，块头更大了。家里有了自来水，以后的日子照例是天天鸡鸭鱼肉，我们在的那些天可忙坏她了，可我知道她心里高兴着呢。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南浔，那里已用上了液化气，姐姐也住进了有卫生间的公房，但妈妈她仍喜欢住在自己家，她总爱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前些年，伯伯过世了，和他闹了一辈子别扭的妈妈一下子没有了斗争的对象，外孙女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又都分开住，她变得孤单了。姐姐退休后，每天从早到晚陪着她，一大家子吃完晚饭再散伙，留下老人独自一人好可怜。
　　妈妈很任性也很善良，感情外露是个性情中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我父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不怕受牵连，见人就说李同志吴同志是好人；有人来抄家，她把我和弟弟护着，生怕我们吃亏。后来，运动越来越激烈，1966年，在我11岁那年，终于有一天，妈妈不得不放弃了她的上海户口，离开了她带大的三个孩子，她一边说着让我父母当心身体，叫我们要听大人的话好好读书之类分别的话一边号啕大哭。
　　妈妈没什么文化，但她是非观很强。小时候我很任性，每次发脾气后或是在学校里和小朋友闹别扭后，最怕的是晚上洗漱的时候，妈妈边替我洗脸边会轻声细语但极具严厉地教育我，指出我的不是，并告诫以后一定不要再犯。文革刚开始时，别家的孩子不上学尽在大楼里疯玩，我家的孩子足不出户，邻居都说××号里的孩子最乖，大块头阿姨管得牢。妈妈她有时很有些霸气，大楼里用保姆的人家不少，大块头阿姨的名气最响，她最见不得那些鉴貌色变，溜须拍马的人，固然得罪了一些和她同等身份的里弄干部，背后都说大块头阿姨最凶。
　　妈妈她很能干，她家乡出丝绵，我家大大小小都穿丝绵袄，我还记得她将旧的已结起的丝绵剥开扯松，一层一层地铺在已缝制成的棉袄上（面子和里子缝在一起，留出一边），再轻轻一翻，丝绵就在其中了，然后用针线在棉袄上缝上几针，一件旧棉袄就翻新了。穿着刚翻好的棉袄，我最喜欢轻轻地往墙上靠着玩，松软松软的，好舒服呵。妈妈做的菜可好吃了，家里有客人来，她烧一桌子菜，听客人说菜好吃，她胖呼呼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一天的劳累也全忘记。中午我们放学回家吃饭，她每天给我们翻花样，直吃得我们一个个都成了大脸猫。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地，平常总是数落我们：扫地扫个地中央，揩面揩个鼻头娘（意为鼻头尖）。她可不象现在的保姆分工这么明确，有月嫂，有管老人的，有钟点工。妈妈她除了管我们吃穿，她还管我父母：天凉了，吴同志，侬要戴于巾（围巾）；李同志，侬丝绵背心要穿好。有时弟弟回家晚了，父亲让妈妈去学校了解一下，她便会很认真地去做。每天晚上她会报出今天的菜钱，我则负责记帐，然后向母亲报销。对我家来说，她是一位管家，更是一位功臣，我们全家都很依赖她。
　　等我自己有了孩子后想我妈妈当初离开自己的女儿和离开我们棗这些无血缘但却是她一手带大的孩子时是多么地无奈和不舍。我觉得她的一生何其不幸：没有相爱的丈夫更谈何长相厮守，没有留住她儿子的命又谈何养儿防老，没有能够看着自己的女儿长大又谈何养育之恩；但她又是幸运的：我家没有把她看作外人，我父母让我们称呼她为妈妈，又极其信任地把一个家都交到她的手中，她则把弟弟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我们从开始学步到学习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令她欣喜万分，我们是她的骄傲。
　　妈妈她是属鸡的，今年已八十有五，身体硬朗，声音响亮。最近，我去电问候她时，她说听见你叫妈妈我就开心，多么容易满足的老人！在这个五月母亲节之际，我借院刊的一角，祝我的妈妈健康长寿！也祝天底下所有的母亲幸福美满！
　　（作者系安评中心职工）